国家战略驱动数据要素升级，市场建设开启经济发展新征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引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正式确立。其核心在于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关键制度框架，明确要求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赋能实体经济。与此同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一系列国家战略部署，均将数据的安全、高效、有序流通视为释放数据价值、构建数字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全国各地数据交易所的兴起（如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等），以及各行业数据流通试点（如金融、医疗、交通、工业互联网），彰显了中国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决心。

海量数据多元场景交织，价值释放遭遇安全隐私新难题。海量数据在跨组织、跨行业、跨地域开放流通中激发出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与数据价值释放之间的矛盾。首要挑战源于数据规模与形态的爆炸性增长。中国作为数据资源大国，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政务信息化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催生了体量庞大（动辄PB乃至EB级）、类型多元（结构化、文本、图像、视频、时空、传感器数据等）且动态性极强的数据洪流。在开放流通场景下，高效处理、分析并保障如此海量异构数据的安全，对传统防护技术的覆盖广度、处理性能和响应速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次，流通环境的开放性与复杂性剧增。国家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鼓励数据在多主体间（政府、央企国企、民企、科研机构等）、多行业间（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金融风控数据共享、医疗健康研究协作、车联网数据汇聚）以及多技术平台（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边缘节点）的合法合规流动。这种开放、动态、多边参与的流通模式，使得数据暴露面极大扩展，攻击路径复杂化，传统的基于静态边界防护和刚性权限控制的“围墙式”安全模型在应对跨域、动态的数据流动时难以奏效。

监管法规细化落地完善，合规要求筑牢数据流通安全新防线。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监管要求不断强化。《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共同构筑了中国数据治理的“三驾马车”，法律对数据处理活动提出了系统性要求，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成为法定义务；数据出境安全受到严格管控，需通过安全评估、认证或订立标准合同等合规路径；在个人信息处理方面，确立了知情同意、最小必要、目的限定、公开透明、准确完整、安全保障等核心原则，并赋予个人查阅、复制、更正、删除、撤回同意、解释说明等权利。此外，各行业监管部门（如央行、银保监会、卫健委、工信部、网信办）依据上位法，持续细化出台行业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实施细则（如金融、医疗健康、汽车、工业等领域），监管要求不断具体化、严格化。任何数据流通方案，都必须将满足中国特有的、动态演进的高标准合规要求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和方案设计的核心前提。